【每个人】
作者：张元（中国社会科学院梵文研究中心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学者传记
黄宝胜1942年出生于上海。梵语、巴利语专家、印度学家、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士。 1960年考入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修梵文、巴利文，1965年开始在中国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现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外国文学协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他是印度总统奖（2012 年）、莲花奖（2015 年）和南印度教育协会国家杰出成就奖（2023 年）的获得者。着有《梵文/汉文佛经系列》等10本书《入楞伽经》 《巴汉对勘〈法句经〉》 《〈摩诃婆罗多〉导读》 《梵学论集》 《印度古代文学》等。翻译书籍《印度古典诗学》（6册）、《梵汉诗学比较》（2册）、《摩诃婆罗多》（扩充版）、《梵文文学翻译系列》《梵语诗学论著汇编》、及其他12册、《佛本生故事选》 010-3 0 000 3 3360010 -30000 :010 -30000等梵文、巴利文教材编辑《十王子传》 《奥义书》 《瑜伽经》 《实用巴利语语法》等
黄宝胜自家阳台
照片由作者提供
1960年高考成绩公布前夕，黄宝生老师写下了一首无题诗。这首诗的第一行是“今晚我的心在嗡嗡作响”。第二天，如我所愿，我收到了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怀着激动的心情，黄博士开始了他的学佛之路。黄老师在佛道上走了一会，心情激动不已。
六十年在人类历史上只是一瞬间，但对于学者来说，从舞象年到桑树年的——年却是最黄金的岁月。 60多年来，黄教授坚定不移地走在将印度智慧融入中国的道路上，以一己之力取得了杰出成就，在梵文研究方面取得了数千万字的成就。黄博士的杰出成就不仅得到印度国内学术界的认可，也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可，使他成为第一位同时获得印度总统奖和莲花奖的华人。
黄先生作为人、作为学者的行为，常常让我想起唐代的玄奘先生。去西方之前，他致力于探索佛教，回到东方后，他致力于翻译经典，传播佛教。面对一路上的艰难险阻，无论是礼遇还是蔑视，无论是停留还是拦阻，玄奘始终坚如磐石，不为恩宠所动，也不为屈辱所动。再多的琐事或诱惑也无法动摇他的终极理想。黄先生也是如此。他热爱并享受学习梵文。无论是在繁华的京城还是在偏僻的山村，无论是在办公室还是家里，无论有没有资金，即使他的作品到达了成千上万的读者，即使只有一个人或少数人理解，他仍然继续工作。像狮子，它的勇气不因土狼的吼叫而减弱；像椴树，它的威严像火焰，无私地照亮人们的心。
天珠字的翻译
宣传海洋声音
在梵文研究中，翻译不仅是学术研究的辅助手段，也是一项重要的研究任务。把过去的经典翻译成当时人的语言并加以注解，使当时人和后人更容易理解，伟大的作品就可以藏于名山之中，流传于后人。
对翻译的重视以及翻译与研究的有机结合是黄氏学术工作的主要特点。黄教授曾经说过，翻译是最好的精读。仔细阅读会加深理解，理解的过程也是研究的过程。翻译和研究是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
从经典的翻译、佛教的传播到现代的学术交流和繁荣，印度智慧蕴含着东方哲学，对中国和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生死一刻”、“镜中月”等奇特的观念，连同其生动的形象和口语表达，随着佛教一起传入中国，悄然融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生活。这段陌生化的旅程让许多人甚至无法认出自己的印度血统。由于文化差异和语言困难，阅读具有数千年历史的梵文文本变得加倍困难。 ——澄清歧义，提供完整翻译，采用现代汉语细致入微的解释，并进行系统研究。印度文学的浩瀚宝藏就像一个小女孩，等待着一代又一代的梵文学者去拥抱。
由于英语使用者和英美文学研究人员众多，许多优秀的英文作品被多次翻译，其中许多作品有多种译本出版。然而，自古以来博大精深的印度文学的翻译者和研究者却屈指可数。我们正在努力消除差距并填补差距。这项工作需要知识、远见、青春、热情，更需要勇气和耐心。
从1985年与夫人郭良君合译的《印度佛教史》（2023年2月出版的扩充版，70万多字）到2011年出版的《梵汉佛经对照丛书》。黄先生翻译的梵文原著，从2005年出版的《梵汉佛经比较丛书》到最近出版的《梵文文献翻译丛书》，都是中国第一本也是唯一的译本。做过翻译的学者都清楚地知道，第一次翻译比已经翻译的新译本要困难得多，也重要得多。这就是在需要时提供帮助和锦上添花之间的区别。没有第一次翻译，可能只有无知和模糊，但有了第一次翻译，也就有了光明。
黄宝生翻译《梵语文学读本》
《梵语佛经读本》和《巴利语读本》是印度的两部史诗。 1980年至1984年，季羡林译的中文译本《罗怙世系》陆续出版。 2005年，黄先生翻译的著作《佛本生故事选》出版，达到6册，800万字，荣获第一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摩诃婆罗多》 这本书的庞大体量让许多西方学者望而却步，至今未能出版完整的英文译本。他们更了解。 “对于一个梵文学者来说，必须有足够的学术知识，才能开始翻译《罗摩衍那》这样的百科史诗。也就是说，如果一个梵文学者翻译《摩诃婆罗多》的话，从1996年到2005年，黄教授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这本书的日子里，晚上，完成了大部分翻译，甚至翻译了整本书。起草工作。那时的他“常常忘记写字，半夜睡着，梦中继续翻译”，不顾生活中的一切，仿佛进入了“学术禅宗”（黄宝生《罗摩衍那》）。
黄博士对翻译的重视，不仅是从学术价值和学术规范的角度出发，更是他作为汉学家立足中国、热爱祖国的坚持。研究印度确实丰富了对中国的研究。黄先生对印度作品的翻译就像一位自信的大师，将浓缩版的印度邀请到中国，为中国文化做出贡献。在通往未来的道路上，中国正面临文化转型。当我们思考“中国向何处去”等问题时，我们需要立足中华文明，在世界伟大文化中寻找答案。印度文明的精华，必将对我们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华文化纵向看是五千年文化的集合体，横向看是多种文明、文化交融的产物。今天，印度作品汉译也是印度文学融入中国文学的过程，为中国作家、学者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灵感。此外，印度作品的中文翻译也在进行中，重点关注中国问题。印度智慧本土化、转化为中国智慧、成为中国文化养分的过程，与印度粗糖变成中国白糖、印度禅变成中国禅、印度韵变成“中国文化”的过程类似。无需多言就能做某事。 《拥有一切》中国“浪漫主义”的魅力（黄宝生《摩诃婆罗多》）。
黄先生以自己的翻译为基础，对印度文学、梵文诗学、佛教、哲学、比较文学、比较诗学等领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1988年首次出版、2023年增刊的《摩诃婆罗多》和1993年首次出版、2023年收录在《东方文化整合》中的《摩诃婆罗多》，是中国出版的必读之作。适合印度文学专业的学生。《摩诃婆罗多》 (2005)是《〈摩诃婆罗多〉译后记》的完整中文译本，是《禅和韵》研究的开创性工作，包括序言、附录和四篇研究论文。
早在20世纪80年代，黄博士就研究了钱钟书的《印度古代文学》和《印度古典诗学》等著作，并比较了钱钟书的学术思想，即耶稣的“西方”和佛陀对“西方”有深刻的认识。 ）用于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学理论的研究。钱博士读完黄博士1988年第1期发表的论文《〈摩诃婆罗多〉导读》后，托人给他寄了下面这封信。 ”
2023年，黄教授将自己多年的积累总结成专着《摩诃婆罗多》。本书以文学艺术为主题，打破时空界限，开启文学艺术的重要概念和理论流派，开启中印文学与各领域的联系。诗学本身也开创了比较文学理论的先河，通过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和印度古代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中国比较诗学研究表明，两者虽然表述不同，但本质上是有联系的，是不可多得的杰作。
玉壶冰心来了
蜀碧石古
多年来，除了翻译和研究之外，黄宝胜博士还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培养年轻一代的梵文、巴利文学者。
2006年9月22日，我第一次见到黄医生。当时我刚刚从英美文学系毕业，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印度英语文学硕士学位。黄先生戴着厚厚的眼镜，镜片后面有一种亲切和锐利的感觉。银白色的头发垂在额头上，他的衬衫让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活力的人。印度班迪达（梵语：“圣人、哲学家”）。第一次会议持续了一个多小时。黄教授表示，印度古文学博大精深，只要有心研究，就会发现无穷无尽的宝藏。以梵文为代表的古印度语言是古印度文学的钥匙。梵文难学，也难以作为其他职业的谋生手段，多年来一直缺乏相关人才。在中国，从原文中学习印度文学和文化是极其有必要的，填空意义重大。然后，黄老师从书架上拿出一本新书《摩诃婆罗多》，递给我，并在扉页上写下了“张元惠群同学”。
这次采访对我影响很大。近年来，我们对西方文化，特别是美国文化已经比较熟悉了。这是由于美国强大的经济和文化地位。然而，我们常常不自觉地对印度这个自古以来源源不断地为我们提供养分的文明产生一种排斥感。儒、释、道三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了解印度，我们就能更好地了解自己。尤其是当西方观念变得司空见惯，古老的东方文明似乎变得陌生而陌生的文化时。一种文化越具体，就越容易碰撞出思想的火花，迸发出灵感。我本来是学印度英语文学的，但是我学习梵文的欲望被点燃了。
2007年6月，在我和几位同学的再三请求下，黄老师开始给学院的两位年轻老师教授梵文。此时，我们有些学生才接触梵文两个多月，还没有记住语法，跟上老师的进度有些困难。为了照顾我们，黄老师放慢了讲课的速度，更详细地分析了单词和句子的语法结构。就这样，我们这些学生逐渐成为黄老师教导的主要对象。《管锥编》的选择《谈艺录》 《外国文学评论》 《〈管锥编〉与佛经》 《梵汉诗学比较》 《〈摩诃婆罗多〉导读》 333 60《奥义书》 3336 0010至30000，是Huang先生精心耕种的结果。黄教授说，“《罗怙世系》是一个简单的句子，是印度哲学的起源。《鸠摩罗出世》是迦梨陀娑的代表作，也是古典梵文叙事诗的典范。”著名的章节也是印度哲学和印度教的重要经典，仔细学习和理解这些经典作品的梵文表达方式，可以直观地体验梵文语法，基本掌握梵文语言的阅读和解释的能力和方法。然后尝试自己阅读梵文原文。《佛所行赞》代表了古典梵文文学的巅峰。第一节梵语课临近结束时，黄老师亲自翻译了第一章《薄伽梵歌》。正如金克木为学生翻译《六季杂咏》第一章一样，黄希望有一天能够提供《牧童歌》的完整中文翻译。
黄老师的教学方法如下。首先，课后让他们预习单词，抄写作业本上的梵文原词，把写在一起的梵文单词分开，查字典，标记单词的意思，查课本，找出词。学生将理解语法形式，然后将其翻译成现代汉语，然后轮流与全班分享他们的翻译和语法分析。讲完后，黄博士再次逐字逐句地进行了解释，并纠正了我们翻译和分析中的不准确之处。最后，黄老师将自己的翻译抄到了白板上。你一天可以讲道几节到几十节。一开始每周一节课，然后每周两到三节课，每次持续一整天。我每周几乎7天都要学习梵文，除了上课的那几天，所以我很忙。此后，因黄老师的名气而来到这里的学生逐渐加入了黄老师的梵语班，人数逐渐增长到了10余人。
我们的语法教材采用的是德国学者A.F. Stenzler的《瑜伽经》（Elementarbuchder Sanskrit-Sprache），季羡林老师翻译。当时北京还没有梵文词典。我首先使用了Apte 梵语-英语词典，这是我从图书馆复制的。 2008年元旦后第一天上课，我第一次拿起了莫尼尔·威廉姆斯梵英词典。那真是令人兴奋。黄先生给了我那本词典。一位香港朋友听说学生们没有词典，就帮他们买了一本。黄老师说，文革期间，他身边没有书。感谢外国语研究所的Apte词典，我的梵文翻译和研究工作才没有中断。后来成为我的博士生导师的王方伟说，他们一起读书的时候，没有梵文词典，就到图书馆的工具书阅览室看词典，说：“我有去捡起它。”我曾经说过，“我没有。”我能够抓住一个。我真的很高兴能够把这本珍贵的词典抱在怀里。
2008年1月，黄教授的译文《入楞伽经》出版。 2月28日，黄老师给了我一套他刚收到的样书。此时，我还在读硕士二年级，但黄教授并没有像第一次那样叫我“张远同学”。他刻下碑文时，郑重地写下了“张元同志”。黄教授这么说是因为我们是梵文文学研究领域志同道合的人。没有什么比被黄教授称为“同志”更让我高兴的了。
梵文课结束后，我经常送黄老师回家。时而夕阳将黄教授的银发染成金色，时而细雨淋湿他的肩膀。小时候，我常常走在这位银发智者的身边，像一副眼镜，像一根拐杖。 —— 黄先生的视力不太好，特别是在傍晚光线下，看不清路。跟上青春的步伐——。不同的是，这根“手杖”会说话，并且一路上不断问问题。无论她提出什么问题，黄老师都慈爱、耐心地解答这个小她近半个世纪的“拐杖”。
黄老师经常邀请我们学生去他家吃饭。小小的客厅可以容纳七八个人，非常热闹。他的妻子郭良君也是梵文和巴利文的专家，她的厨艺就像是在餐馆里做的一样。我们一到，郭老师就亲自准备了食物。黄老师心情好的时候，经常和我们一起喝酒，给我们讲很多过去的故事。黄先生曾回忆，他读书时，学校伙食是配给的，所以他吃的不多，一个月后经常吃剩菜。我没有足够的食物。黄老师给有需要的学生分发食物。还有一次，黄先生告诉我钱钟书先生夸奖了他，并给他看了一封钱钟书先生用毛笔写的信。 1984年夏天，有人写信祝贺黄医生康复出院，信内容如下： “你是上天赐福的人才，我很高兴祝福你。”钱博士递给黄博士一本新印刷版的《自我存在的欲望》《奥义书》。他被告知，更新版本《罗怙世系》将很快发布，并且该版本的副本也将发送给他。
1984年钱钟书写给黄宝胜的信
2009年夏天，我跟随黄老师完成了我的第一堂梵文课。他指导我们学生，我们开始创造我们的第一个联合成果《薄伽梵歌》。我负责《摩诃婆罗多》第二章和《戒日王传》五首诗的语法分析。这是我第一次学习梵文文学。我们按照黄老师在课堂上讲的内容分析语法，黄老师用红字批改，就像小学老师批改作业一样。黄教授的字迹非常漂亮，无论是写在黑板上还是写在笔记本上，尤其是写天城文时，又快又漂亮，我们真正形成了“黑板崇拜”。据黄先生介绍，以前图书馆的书不够，所以翻译时，他会先把梵文原文抄到笔记本上，然后逐句翻译。从图书馆借的书我已经归还了，不过我还带着它，方便我查阅。刚参加工作时，我经常在办公室写黑板报告，因为我的字写得很好。黄博士纠正的证据像文化财产一样被精心保存。
2010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梵文研究中心正式成立。同年9月，梵文研究中心推出第二期梵文语言课程，于2013年7月结束，为期三年。本课程完全向公众开放，材料免费分发。 —— 我院第一期梵语班《戒日王传》教学成果于2010年8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此时。前两年由郭良军老师和葛维军老师任教，教授梵文语法和文学作品。第三年，黄老师直接授课，讲授全书《摩诃婆罗多》。黄教授表示，既然他负责梵文研究中心和国家社科基金专项项目“梵文研究与人才队伍建设”，就要为国家培养更多的人力资源。在梵文研究中心成立之前，我加入了北京大学南亚系，并于2011年至2012年在王邦伟教授的指导下担任访问学者。我在美国哈佛大学考了亚洲，但基本无法参加第二期梵文课。
2013年7月，我博士毕业回到外国语言文学学院。这时，黄先生翻译了法国学者迪罗塞尔的英文著作《戒日王传》，准备为大家开设巴利语课程。巴利语和梵语同属印欧语系印雅利安语族，是印度早期佛教所使用的语言。流利的巴利文不仅可以帮助您直接从巴利文文本中了解印度的历史、文化和早期佛教传统，而且对您理解佛教梵文的语法和词汇也有很大帮助。巴利语课程于2013年9月开始，2014年1月结束，为期六个月。教学方法与梵语班相同。学期伊始，黄老师送来了《梵文基础读本》的翻译稿件，供学生自学。大多数学生已经参加了第一或第二次梵语课程，并且已经具备了一些梵语基础知识。上课时，我们直接看课文，朗读黄老师亲自挑选的巴利文经典片段，学生先讲解，黄老师补充讲解。《梵语诗学论著汇编》 课程完成后修订并发布。随后，根据黄教授的讲义整理而成的《写在人生边上》出版了。我参与了黄老师的巴利语课以及《谈艺录》的修改和编辑工作。我们很高兴这本书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再版四次，成为学术界的畅销书。自从我到研究所工作以来，黄教授就不再给我写墓志铭了。他说你是梵文研究中心的。我们人民为我们人民写下的碑文在哪里？不过，我们比黄博士更高兴，因为他出版了新书！
黄教授常说，学者没有周末。他的生活充满了学习，没有任何娱乐。如果说黄先生有什么爱好的话，那就是读书。在他的家里，客厅和卧室都堆满了书。黄老师说，除了书本，日常生活中需要的东西很少。甚至在文革期间，有一段时间我没有别的书可看，但我能读到一本马克思恩格斯诗集，但我并不认为这是浪费时间。黄老师说，真正热爱学习的人，总能找到学习的方法。他说，多读书，面对问题就能做到类比、观察准确、联系恰当。黄教授非常关心我们这样的青年学者的成长。我们都有不同的才能，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根据自己的兴趣自由成长，充分发挥各自的长处，同时也给我们提供好的话题可以参考。黄老师说：“现在有了项目，我们可以用项目资金去买书。”他们非常爱书，愿意花几块钱甚至十几块钱买一本书。对于项目资金，黄博士表示，这些资金属于国家，不能浪费。他体现了老一辈学者无私奉献的作风。
黄博士为中国梵文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培养了一批梵文、巴利文人才。未来，将会有更多的学生和学者加入我们的团队。我们年轻的学者会逐渐长大，有自己的教材和读者，我们的学科基础会更加牢固。它也将成为一部汉语梵文词典，我们的梵文学科最终将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
距离第一次听黄博士的讲座已经15年了！今年是黄博士八十岁生日。我们为敬爱的黄医生的健康和安全祈祷。祝愿我们的梵文文学研究事业不断繁荣、更加丰富。
《梵语文学读本》（第11版，2023年7月25日）
来源：光明网-《时令之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