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nel时装秀本身就是一场“病毒式走红”的时装秀。卡尔·拉格斐(KarlLagerfeld)的作品每年都广受欢迎和热捧，以至于其精巧的T台布景（他的继任者维吉妮·维亚尔(VirginieViard)也延续了这一传统）就显得几乎没有存在的必要。今年也依然如此。这不仅要归功于那些巴黎的屋顶，还因为这场2020春夏时装秀是卡尔逝世后的首场春夏时装秀。不过，最后登上头条却是一段意外插曲：喜剧演员玛丽·贝尼奥利尔（化名MarieS\'Infiltre）闯进了这场压轴大秀，她在T台上走了很长一段路以后，安保团队才反应过来，并试图将她请下台。对大多数看秀观众来说，这已经足够让他们忘记写下自己前排看秀的评论，立即发贴宣告这位YouTuber的闯入事件——事实也正是如此。但史诗般的终局尚未上演呢：最终，还是吉吉·哈迪德(GigiHadid)成功拦下了这名闯入者，并将她“押送”下场。相关视频和图片在网上传得漫天遍野，浏览者很快分成两派：一派支持这位喜剧演员，一派站在哈迪德这边。这正是“病毒式走红”两面的完美示例：一面“让人畏惧”，一面“让人艳羡”。某件事情引起的巨大轰动哪怕成功登上了《纽约时报》的报道，也可能一周后就会在人们的谈话中消失得无影踪。看看这场病毒式传播的现象，以及过去一个月里其他几场或多或少相似的事件，人们不禁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时装秀能生存下去的唯一方法就是变成彻头彻尾的消遣娱乐，那该怎么办？我们是否还需要这些大秀，这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辩论话题了。但关于可持续发展所获得的讨论再次将这场辩论拉回了台前，斯德哥尔摩宣布终止他们的时装周后，辩论更是热度大增。弗朗西斯卡·穆森(FrancescaMuston)，全球趋势预测机构WGSN的时尚总监称斯德哥尔摩的这一决定“大胆而意义重大”，不仅是在向格蕾塔·通贝里(GretaThunberg)那场迫切的（当然，也是传播极广的）演讲看齐，也是与Gucci或Burberry等品牌削减其碳排放的行为，以及七国集团会议上几大时尚巨头达成的协议相一致。过时的与时新的穆森认为，这一情况，再加上“全新的零售阶段，更易接受的定制产品，还有数字媒体和线上市场的全速发展——甚至在奢侈品行业也是如此——意味着传统时装秀的日程即将被打破。”安娜·温图尔(AnnaWintour)在她的大师班课程中也发表了同样的看法：“那种‘人人都必须在同一时段举办大秀’的想法已经完全过时了，听着全世界到处都在没完没了地讨论这些日程安排，我真是烦躁不已。为什么？我们是时尚业从业者，我们的工作就是做改变，我们必须一马当先。”也许这是一种令人相当不快的内部视角，但无论如何，它依然存在于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中，那就是：大秀仍然起到沟通作用，仍然是一种病毒式传播的形象工具，许多品牌都想要继续从中获益。“如今的时装秀不过是在展示一个品牌的财富和权势。”ManéMané的设计师米格尔·贝杰尔(MiguelBecer)说道：“大秀一直是品牌成衣系列的样例，也是品牌吸引力的一个例子，但[顶级品牌更是如此]，人们必须承认，品牌大秀向公众展示了时尚公司的权势能有多大。”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会有Chanel的巨大布景，玛利亚·格拉齐亚·基乌里(MariaGraziaChiuri)为Dior设置的可持续花园，更不用说拉夫·西蒙斯(RafSimons)在Dior任职时，亚历克斯·贝塔克(AlexdeBetak)为他设计的那座鲜花建筑物了。尽管图像已然呈现出来，线上刊物也因此即刻发布了，当今传播最广的影响力却仍需更进一步，展现与那场DJ、艺术家索菲(SOPHIE)为LouisVuitton呈现的演出[3]别无二致的表现。走近这场演出，你就会发现它更像一场多学科的大秀，而不是一场简单的时装秀。表现大师本季度，我们看到传播最广的时装秀是IsseyMiyake[4]。这个褶皱革命背后的品牌所追求的是一系列的感官动作，其中大多依赖视觉要素，当然也有现场演讲。一些模特踩着滑板出来，一些则舞动他们身穿的春夏单品，而最引人瞩目的时刻是T台半空中飞动的机器人给一些模特递送他们要穿着的衣物。这感觉有点儿像Dolce&Gabbana在其2019秋冬系列中使用的无人机，还有AlexanderMcQueen1999春夏时装秀结束时往莎洛姆·哈罗(ShalomHarlow)身上喷洒颜料的机械臂；麦昆(McQueen)本人就是一位无可争议的时装秀表现大师。说起戏剧夸张风格，麦昆(McQueen)和约翰·加利亚诺(JohnGalliano)是两位杰出的领军者：他们二位的T台大秀与其说是简单的商业行为，倒更像是一场叙事表现。在大秀的情境之下，他们的单品得到了更好的诠释；信息传达也极为完整。正如男装设计师、Vogue2019Who’sOnNext大奖获得者CarlotaBarrera所强调的：“时装秀是交流想法、观点和创意过程的渠道之一。我并不认为它是不可或缺的，但毫无疑问，它是一个能在方方面面打动观众的大场面。”还有更多例子：凡尔赛之战时装秀，这场1973年举办的时装秀正式开启了巴黎时装周，或是1984年ThierryMugler在天顶体育馆举办的那场观者甚多的时装秀。这不仅事关布景，还有关体验，就比如说RickOwens2020春夏大秀上纤弱易碎的那些泡泡。这场秀让人想起了瑞克·欧文斯(RickOwens)的墨西哥血统，大秀触及了他的童年，在那段时间里，他母亲故土的文化（他的母亲坐在这场大秀的前排）远比（大秀）所呈现出的更多。水和肥皂纤弱易碎的游戏可以看做是一个稚心犹存的结尾，与服装锐利的几何装饰形成了鲜明对比。历史制作者马克·雅各布(MarcJacobs)也不难被视作表现领域的大师，Instagram的时尚伙伴关系负责人伊娃·陈(EvaChen)指出，这位设计师“在他的大秀中，让一支军乐队演奏《少年心气》这首歌”。亚历山卓·米开理(AlessandroMichele)在Gucci2020春夏大秀中表述道：通过剪影和彩色图像简化所阐述的生命政治、个人特征和奇妙的新性感之所以得以呈现（至少得以部分呈现），要归功于第一表现部分，其中模特所穿着的实用主义米白色单品明显与意大利通常的多数派语言不同。这其中有许多关于拘束服和隔离服的暗示，这种感觉由模特的态度进一步强化出来：传送带将他们从候诊室的一处移动到另一处时，他们依然面无表情。有时，模特自身的表现也是一场时装秀能否“病毒式走红”的一大基本因素。MaisonMargiela和名模里昂·达梅(LeonDame)都是如此，后者以其不同寻常的傲气步态闯上T台，鲜有看秀观众能不拿起自己智能手机，将这一幕铭刻于社交媒体中。[5]是的，这是预先筹谋的——这位模特说：“此前，我脑海里就已有了一些想法，但我在大秀前一晚彩排时才和动作导演PatBoguslawski一起成功想出这点。”尽管原因不尽相同，但还有另一个将载入史册的时刻。那就是詹妮弗·洛佩兹(JenniferLopez)穿着那条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连衣裙的现代版本走上了Versace的T台，在接下来的数小时内引爆了Instagram的信息流和小视频(Instagramstory)。时尚业似乎在社交网络中找到了一个安全空间和一座不断敲响的警钟，参考社交网络仍然是场公平的比赛：尽管自从时装秀不再是私下展示而成了流行文化的一部分，它就开始有了戏剧性，但这也让信息随时以供取用，似乎就让这些颇具纪念意义的时刻也随之声名大噪了。如今的时装周日程，每天都有一打T台秀上演，各类潮流接踵而至，追求轰动效应似乎成了一种必要手段，能保证时装秀不仅作为其自身而吸睛，同时也作为品牌媒体表现力的象征，走运的话，还能转化成销售额。文章来源：Vogue.es.点击查看原文
